如果说机制上线之初是一场颠覆性的风暴，那么眼下，它已经成为权力场里一股看不见的气流。

它无声，却能掀翻旧有的运行轨道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人，终于开始有组织地反击了。

……

省委办公厅政策协调处处长林昭，近一个月接到的“特殊电话”猛增。

岳阳市委一位副书记直接开口：

“你们星城市的机制评分逻辑，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市财政收入结构本就单一？”

“我们主导项目多依赖省级统筹，调度响应比不上星城，这能怪我们分低？”

衡阳市一位常务副市长干脆暗示：

“再这么评分下去，我们干脆不接接口了。”

湘西州的组织部长更含蓄：

“我们担心干部不理解，盲目追求节点得分，会影响对长期项目的投入。”

李一凡都知道。

但他没有马上回应。

他知道，对方不是反对机制。

而是反对机制决定干部命运。

他们可以接受机制是平台、是工具、是协调器，但——不能接受它变成“组织评价的替代项”。

因为那意味着，他们手上最核心的权力——提拔权、流动权、甄别权，要分出一部分给“系统”。

这，才是底层焦虑的源头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条更隐蔽的博弈线也悄然展开：

潇湘省发改委内部技术研究处启动了一项名为《区域资源均衡调配测算模型》的课题。

表面是研究如何实现不同地市间资源分配的均衡性，实则质疑机制系统中“调度响应时间”“节点评分”等核心参数的适用性。

一位技术处副主任在内部会上提出：

＞ “不同地市基础条件不同，不能简单类比调度响应效率。”

＞ “数据优劣不等于治理优劣，应当回归‘定性导向’与‘主观评估’结合的传统评价体系。”

这份内部会议纪要很快流入一些地市，成为他们“质疑机制评分公正性”的抓手。

赵斌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李一凡。

李一凡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两小时后，潇湘省发改委主任张廷山亲自拨通李一凡的电话。

“李书记，这事我得提前向你说清楚。”

“这个课题不是我批的，是技术处那边几个老同志借了政策评估口子申报的。”

“内容我刚刚看了，方向很敏感，我已经叫他们暂停讨论，也不许外传。”

李一凡声音平稳：“谢谢张主任。”

张廷山沉声道：“我明白机制是新一轮系统级工具。改革有阻力是常态，但不能搞学术背书当借口。”

“你放心，只要我在，发改委不会被别人当工具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