潇湘省委办公厅，9月中旬。

文件代号〔2015〕秘字22号的中秧评估纪要悄然送达省委办公厅内部，仅有省委书记赵建国、省委副书记李一凡、组织部长许宏志、常务副省长陈松年几人拥有密级阅览权限。

内容核心只有一段：

“建议将星城市科技治理机制列入中秧小规模机制复制平台，适时向具备条件的地市推广。”

这意味着——

李一凡亲手搭建的改革体系，已获得中秧“制度级别”的试点确认权。

这不是一个市的成功，也不只是潇湘的荣耀。这代表在未来一轮全国改革中，“星光2030机制”将作为样板框架参与指导其他省份的试点构建。

但这纸红头文件，在潇湘省引发的，却不是满堂喝彩，而是隐隐不安的震荡与静默。

……

同一时间，省人社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三家联合起草的一份《关于加强省级部门对地市试点机制统一协调建议》文件，被送入省委政策研究室。

这份表面冠冕堂皇的文件，其核心精神是——

“省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试点城市制度设计权的指导与兜底，确保试点改革不脱离全省发展节奏。”

换句话说，就是想用**“省级统筹”**的名义，把李一凡的“改革主导权”收回来。

文件并未盖章，而是被人刻意“顺手”送入省委文件体系流程。

许宏志看到文件时，第一反应是皱眉。

“他们这是在试图重建省一级的制度优先权。”

“以前只是有人不服，现在是开始有意识地建立替代制度叙事了。”

他把文件交给赵建国时，赵书记看了几眼，没表态，只淡淡道：

“一凡走得太快了。”

“快得让这套系统自己都觉得不正常。”

许宏志想了想，压低声音：“书记，您担心他的节奏引发系统性排异？”

赵建国没有否认。

“你我都清楚，他的那套制度一旦中央承认，就意味着——一个地级市，有了越级制定体制规范的能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