萨德勒的刀叉停在盘子上方。不是被质问的停顿，是被精准概括的停顿。他把刀叉放下，拿起餐巾擦了擦手指。动作仍然从容，但他的眼睑轻轻压了一下。

“你很擅长总结。疫苗。我在帝国理工的最后三年，研究方向从寄生线虫转向疫苗研发。那时候艾滋病的全球感染率正在攀升，我带着团队做了三年候选疫苗，全部失败。不是技术问题，是病毒变异太快。我们在实验室里刚锁定一个抗原靶点，病毒已经在人群里进化出了三个新的亚型。那是第一次我开始怀疑——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根绣花针追一列火车。”

小主，

他把餐巾放在盘子旁边，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。这个姿势和他在弥撒录像里布道时的姿势一模一样，但此刻它没有布道感。它更像一个老医生在跟家属解释病情。

“然后是抗生素。九十年代初我受邀加入世卫组织的一个顾问小组，负责评估全球抗生素耐药性的扩散速度。我花了四年时间走访了二十三个国家的基层医院，看到了同样的场景——处方滥用、剂量不足、耐药菌株从医院扩散到社区。我写了一份报告，建议全球建立抗生素使用配额制度，在耐药率超过百分之十五的地区全面停用三代头孢。报告递交上去的第二周，医药公司的游说代表已经先于我在日内瓦约谈了委员会主席。那份报告最终被改成了‘建议在适当时机考虑逐步优化抗生素管理’。优化。他们把一场正在发生的全球公共卫生灾难，用一个词变成了一份未来备忘录。”

他的语气仍然平稳，但手指交扣的力度在不知不觉中加了一档——指节微微发白。他注意到了自己的手，松开，重新平放在膝盖上。这个动作杨兴见过很多次。在米格尔身上，在老妇人身上，在杂货店老板身上。人在提到被压制的记忆时，手指会自己收紧。区别在于萨德勒没有被寄生。他的手指收紧是他自己的反应。

“社会政策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千禧年初我离开世卫，加入了一个非营利的人类发展研究项目，试图证明人类在消除贫困和普及教育之后可以自发地减少暴力冲突。我们在东非做试点——修水渠，建学校，发放小额贷款。三年后试点地区的农业产量翻了一倍，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，但部族之间的仇杀数量没有下降。不是没降够，是完全没降。水渠多了一条，砍刀多了两把。因为水渠本身成为了新的争夺资源。我修了一条让所有人受益的水渠，他们在那条水渠旁边打了一架，死了二十一个人。”

他说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。不是那种为了让听众消化的戏剧性停顿。是他需要把那二十一个人的数字从记忆里提出来，放进这个句子，然后承受它在他自己身上产生的重量。二十一年前死的二十一个东非村民，他记到现在。

“这就是你转向Las Plagas的逻辑起点。”杨兴说。他不是在提问，是在帮他整理时间线。

“对。”萨德勒重新拿起酒杯，这次喝了一口。他把酒在口腔里含了片刻才咽下去，似乎在用酒液的涩感压住涌上来的别的什么东西。“疫苗追不上进化，抗生素挡不住贪婪，政策改不了人性。我在人类现有的工具库里找不到一样东西，可以同时解决病毒变异、药物滥用和群体暴力这三个问题。不是因为工具不够好——是因为这三个问题的共同根源不在外界，在人类自身。人类的动物性——竞争本能、领地意识、对陌生者的天然不信任——是写在基因里的。你用文明压它几千年，它只是学会了伪装。压得越久，反弹越狠。”

“所以你决定换个思路。不治了，改操作系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