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城市，市委大院西楼会议室。

早上九点整，一辆挂着京牌的中巴车悄然驶入内部通道。车上下来五人，均穿便装，无专人接待、无新闻报道。身份却清清楚楚：

大夏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调研组。

此次前来，不是巡视，也不是换届考察，而是带着一份特殊任务：

“对星城市试点制度运行机制、干部适配情况，以及制度对组织体系的影响风险，进行结构性评估。”

这是副省级干部提名流程中，少有的一次“制度型特殊考察”。

……

市委大楼七楼会议室内，李一凡早已等候。身边不是常务副市长、宣传部长，而是——

?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明远，兼任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；

? 市纪委副书记兼组织审查处负责人；

? 市制度执行协调中心主任；

? 星城市“改革运行数据平台”核心架构师。

没有一个是“政务官”，全是“系统官”。

这不是一次“讲述政绩”的汇报，而是一场“展示体制逻辑”的硬核测试。

调研组组长姓黄，五十多岁，头发斑白，一进会议室便直入主题：

“我们不是来听讲话的，也不是来听故事的。”

“我们要看的，是你们这套机制到底是不是组织可接受、系统可吸收。”

李一凡点头，亲自按下会议桌一侧的触屏按钮。

三块大屏亮起，呈现出三个系统界面：

1. 制度流程追踪图：显示星城市“星光2030机制”全流程闭环，从制度设计—执行监督—绩效考评—干部流动，覆盖全系统共84个接口节点。

2. 改革干部适配指数曲线：红蓝曲线交错，从2012年至2015年，涵盖组织部抽样的327名制度参与干部，形成“岗位与机制匹配度”模型。

3. 政务系统反馈速率对照图：显示各厅局在三类制度项目中反馈时效均值，精确到日。

会议室陷入短暂沉寂。

黄组长低头看了眼材料，开口：

“你们是怎么把这套机制分级授权的？既不是条条管，也不完全属地化。”

李一凡答得直接：

“我们用的是‘矩阵型治理模型’。”

“每一个制度模块都设‘纵线监督’与‘横线授权’双接口，由平台统筹协调。组织系统保留最后评估权，地方系统保留第一响应权。”

副组长接话：“你说这套机制容错——谁来定容错范围？”

李一凡没有多说，示意组织部副部长刘明远递上一份内部操作手册：

“机制内设有‘容错预警点’、‘失败追溯点’、‘责任隔离点’，由纪委、组织、人社三方共同备案。”

“不是定了容错，而是定了失败责任的切割线。”

“我们不让人躺平，但我们也不让人背锅。”

这句话，黄组长沉吟片刻，随即点了点头。
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