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喆到了小会议室见了纺织厂的这几名职工代表，他们全都是来诉苦的，说起话来先唉声叹气、接着眼泪鼻涕长流、各种艰难。

这些代表们有一个共同的思路，他们无一例外的都认为企业是政府办的，职工是政府培养的，企业不行了，工人没有饭吃，政府就理所应当的要为此负责，冯喆作为县长，理所应当的就是纺织厂工人的父母官，既然是父母官，就得为工人排忧解难。

冯喆语气沉重的说：“各位代表，大家的苦和难，政府都知道，现在不止兆丰，全国性的企业都不景气，这里面有大气候的原因，事实上，各地的轻工纺织系统，都不好干。”

冯喆的话音刚落，有个老职工问：“县长，你的意思是全国的棉纺厂都不行了，所以咱们兆丰的纺织厂也要完蛋？哦，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萎缩的结果就是让厂子倒闭？是不是纺织厂不垮台，就不符合市场的规律，就是不正常的？”

这老工人说完，冯喆还没组织好语言，另一个工人代表说：“我怎么听县长说的和我们厂长说的一个论调？说好听的就是让厂子先破产，破产了就会有新的政策，然后改制，改制成了必经之路？”

冯喆没吭声，又有人说道：“改制了棉纺厂就行了？改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市场经济就是要我们一些工人下岗？”

“要破产也行，但是县里要明确，要是遵循市场经济，那今后要是棉纺厂改制了，这个厂长该由谁干？”

“就是，本来好好的厂，都是领头的胡乱搞才给搞的乌烟瘴气的，改制可以，领导得我们工人选出来的才算数，不然，改制了也要完蛋！”

“大家这样说，是觉得工厂效益不好的原因出在管理层？”冯喆顺着职工代表的话往下溜：“说话要讲证据，不能厂子不赚钱，责任就往袁国锋厂长身上推。”

“哪有！”有人大声了起来：“袁国锋哪管过厂的情况，他只管自己过得舒坦，动不动就出国考察，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，一年有半年都在国外，他到底是兆丰人还是外国人？！还有，他考察的钱哪来的？花的就那么大方，怎么没给我们工人分点，我们也出国看看外国工人怎么干活的！”

“就是，每次袁国锋考察回来要是能给厂里带来什么活力也行，但什么新点子门路都没有，那说明了什么？还不是自己拿着厂里的钱出去玩了？”

这时有个人慢慢吞吞的说：“其实厂子破产的报告向上面打过几次报告，但是上面没通过，还有，前几天县里给厂里拨了钱，可是县长，你知道这个袁厂长这会在哪？”

冯喆问：“在哪？”

“反正不在兆丰，不在新源，至于在哪，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。”

“那还不清楚！有了钱，他还不拿着赶紧出国再考察一下？”

这个见面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冯喆除了耐心听取工人代表的意见，其他什么建设性的话和意见都没有，所以，这个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单方面的工人诉苦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