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平宁说，生产企业更容易申请到计划外铁路运力，不一定非得通过中介和第三方公司。

我说自己担任法人的三个矿，煤炭局核准的产能规模，总共只有二十三万吨，达不到享受铁路局倾斜政策的标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

军哥虽然把北方公司转让给了我，但公司定期还会按到站车皮数量，给他支付费用，所以他比王平宁更关心我的生意。

赵军知道古城矿务局剥离转让集体煤矿的事，说他听到传言，那些小煤矿的价格被炒得很高，竞拍到手的人都是冤大头，比市场价多掏了一倍的钱，赔得很惨，问我的翔龙煤业是什么情况。

我说对具体矿井来说，转让价格的高低，取决于煤价，决定着投资回收周期的长短，但不存在老板赔不赔钱的问题。

同一个矿，在一吨原煤能卖八十块钱时，可能值一千万，在煤价五十块钱的时候，可能五百万都没人要。但煤价会变的，而且涨跌幅度很大，也许今年年前只能卖四十，年后可能会涨到一百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、把观察的时间拉长看待这个问题。

我对赵军和王平宁说，自己对翔龙煤业的转让价还算满意，尽管现在并不赚钱，还要搭上买矿资金的利息，但如果煤价能在现在基础上，涨二三十块，这就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。

王平宁让我不要盲目乐观，说这次东南亚发生的经济危机，波及到整个亚洲，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，大环境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可能，包括煤炭在内的大宗生产资料的价格，短时间肯定不会涨。

王平宁的话，和王俊臣的说法如出一辙，估计他们有内部文件，或者在一定级别的会议上，传达过这个消息。

我笑了笑，气定神闲地说，谢谢王主任的提醒，我对翔龙煤业有亏损一两年的心理准备，相信能坚守到云开见月那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