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直击要害，至少委员会的主任大人哑口无言，完全无法反驳。

“我知道，只要我保证了，就一定能去斯坦福，但是，我不能做出这个保证。”

江静有着极为清晰的逻辑和思维，“一旦我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研究所里的女研究员们将再无‘后劲儿’。你们会用约束我的标准来约束我的后辈们，你们会说，‘看那个现在已经这样那样的江静，以前也是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保证才得到这样的地位的’。”

“如果我做出了这样的错误示范，其他人会错误的认为，努力是不重要的，过程也不再充满泪水和汗水，只要‘不生孩子’，就能换来这样的地位和那样的成绩。”

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取舍，此时像已经认命了一般的平静。

“她们本可以像我一样，以科研成绩而不是生育权作为筹码换取机会，但因为我这个‘承诺’，所有人就只会关注到‘我承诺不生孩子’，而忘了我本就有靠自身成绩赢取去斯坦福的能力，甚至我能有这个‘保证’的机会，并不因为我能不能生孩子，而是因为我早就已经出类拔萃。”

“我知道诸位教授是认可了我的成绩，又不愿承担浪费资源的风险，才想到这个‘两全其美’的法子，但我不能承诺。”

委员会的主任苦笑着，现在他不觉得自己是个“温和的长辈”了，他觉得自己现在扮演的好像是个坏人。

“现在女性的地位，是由无数的女性做出无数的牺牲和努力才得来的。我的先生说不能拖我的后腿，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即使我不能给后来者们作为榜样，至少我也不能拖她们的后腿。”

做出这样的承诺，尝到了这样的“甜头”，研究所里将会再多一种无形的“潜规则”，而“潜规则”的对象，将是所有育龄内的女性。

“我尊重各位教授出于研究所发展所怀有的顾虑，也尊重各位教授的决定。无论这个学术交流的机会我能不能得到，我都接受。”

说完，她向着几个高层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表示感谢，然后从从容容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一出了门，江静便是一怔。

门外站着的，是她的恩师李教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