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聿铭一页一页的往下看，发现这并不只是父亲的工作记录，反而更像是日记，而且他每一则日记都极短，仿佛只是一句句条陈。

他在其中一条记录中看到了熟悉的名字，“6月3日，百川加入到我们队伍中，他是好战友，是我们可靠的同伴。”

“6月8日，接到线报，准备出动。”

“6月14日，大鱼没捞着，一起去吃宵夜。”

“6月18日，老林被俘虏了，我们到处在找他，但是可能只有他的尸体了，这次遗书真的要给他家人了。”

“6月21日，下大雨，有老乡报警在山里发现一具尸体，是老林的，被匕首刺穿了心脏。”

“7月3日，又下大雨了，肩膀受伤的地方很不舒服，跟家里通电话时差点被听出来了。”

“7月5日，跟百川一起去吃米线，没想到他就是本地人，警校毕业之后才分到s市的，有家可回，真好啊。”

“7月8日，出任务，我和付勇一起抓住了嫌疑人，其实瘾君子们还不算难抓，还抓到一个六岁的小姑娘，毒品藏在她的小腿里。”

“7月10日，付勇差点就牺牲了，还好我机智，老婆说，我们儿子跟我一样。”

“8月16日，送百川去卫生院包扎，一起去喝粥和吃炒粉。”

顾聿铭一条条往下看，发现他提到的同事不多，次数最多的是当时新加入的蒋百川，和被他救过的付勇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点滴。

他似乎能够从那些文字中描摹出八十年代末的云南边陲小镇，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着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的日子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一边执法，一边警惕着黑势力丧心病狂又不择手段的报复和反扑。

而他们的身后，是同样担惊受怕的家人。

在父亲顾启源的一段描述中，顾聿铭仿佛看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热闹的街市角落静停着一辆贴着反光太阳膜的破旧面包车，有人经过时还会停下来照照镜子，里头坐着汗流浃背的缉毒队员，他们一声不吭的紧盯着街道，眼睛扫描过街上的每一张脸，等到目标终于出现，他们纷纷神态自若的下车，慢慢的向前包围过去

他们所有人，都会担心自己会死，或者染上艾滋病，又或者被俘虏，可是如果任务顺利，收队后他们又可以一起去宵夜粥档，喝粥或者吃炒粉，开开心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