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为什么不拉他们一把？唉，人只有靠自救才能活下去，哪有一心巴望着别人来拯救的？”
郭政委摇了摇头，“……我们是救不了他们的。第一，想要让他们撑过人口大爆炸的危机，就必须向他们转移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，至少是现代化农业体系，把非洲和中东的粮食生产能力提上去。而这不仅对中国没多少好处，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和欧洲的利益，肯定会遭到欧美势力的捣乱和狙击。
第二，更要命的是，即使欧美开绿灯放行，非洲和中东那边也没有办法接收这套工业体系！因为，工业体系这种东西，不是光买来一大堆机器，盖起厂房和道路就能完事的，还得培养操作机器的人才，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相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。可非洲这帮家伙过去那么多年懒散惯了，文盲率一直降不下来。到现在眼看着大难临头，才想要从头开始培养技术人才，已经根本来不及了！而他们那套松松垮垮、乌烟瘴气的政治体制和部落式社会体制，也没有中国和苏联这么强大的执行力，可以驱赶着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让国家升级！中东那边也差不多，别看他们的大学好像比较多，可是教的课程多半除了文科就是神学，理工科的人才实在是相当稀缺，哪怕是能够读到神学或法学博士，在工业建设中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？
南亚的工业基础是差不多可以了，但政治和社会上的短板太多，人口也更加拥挤，前景同样不乐观。
第三，就算他们精神力爆表，硬是凑出了一批技术人才。可是，现在东西方各国的现代化粮食生产体系，都是围绕着玉米、小麦和水稻这三大粮食作物搞出来的。而在热带非洲，主要粮食作物却是木薯和香蕉，玉米、小麦和水稻在黑人的地盘上总是长不好。因此非洲人还没法照搬中国和欧美的农业机械设备和作业流程，而是得要围绕着香蕉和木薯的大规模生产，重新发明设计出一整套现代化热带粮食作物生产体系，包括育种、播种、收获、仓储、加工等等多个环节，都得自己来摸索和研究——这么庞大的体系设计，就连发达国家都没把握办得好，非洲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玩得转吗？
第四，即使这一切都成功了，他们的粮食生产规模在短时间内提升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，但如果不能降低他们的人口出生率，那么也仅仅是推迟而不是消弭了人口危机——单位土地能够收获的粮食是有极限的，提升到一定程度就没办法了。可问题是，从非洲到中东再到南亚，有哪个国家搞得了计划生育？
第五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要赔上自己的棺材本，让几十亿落后于时代的异族人口活下来？”
第一百零三章 郭政委的钢铁雄心（五）
“……从我个人观感的角度来说，我虽然自认为不是种族主义者，也不是宗教狂热者，但更不是什么大爱无疆的救世主。所谓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，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自称劳动人民，自称无产阶级的。只有愿意主动接受科学思想，成为工业化国家机器的一分子，那么才有资格被视为劳动人民：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当工人、农民或者工程师，但你至少要认同这个现代化社会，并且在这个社会体制里用双手来养活自己。而那些无法适应和接受现代化工业社会，依靠领救济和吃福利来维持生计的家伙，只能说是对现代社会没有用处的废人，与那些游手好闲、好逸恶劳的流氓无产者并无差别，必须经过严厉的强制教育和劳动改造，才有资格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——不劳动者不得食，穷人并不等同于劳动人民，再怎么可怜和落魄的乞丐小偷，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打击对象！至于那些依靠暴力犯罪和煽动反科学迷信来谋生的家伙，更是挖掘现代工业化国家根基的害虫，有什么资格活着浪费地球的资源？这条标准不仅适用于外国人，对中国人也是如此。当年的中国人如果一直军阀混战、政治黑暗，如果一直故步自封抱残守缺、坚持迷信思想、拒绝接受现代工业，如果始终把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，不愿意向西方低头学习、改革自身，那么就活该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外敌侵略的夹击下亡国灭种！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道德逻辑，但是铁一样的残酷现实，从来不是小清新和伪圣母的几句岁月静好、小民尊严，就可以否定掉的。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时代的洪流永远不会怜悯任何一位落后者。正如当年的大清和民国，不管再怎么乞怜、哀求、谈判、申冤，那些打着道德、文明、平等、人权幌子的帝国主义列强，也不会受到感召、松开屠刀一样，在人口爆炸危机中挣扎的非洲、中东和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，也必须自己想办法自救，而不是坐着哭诉天道的不公，然后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别人身上——对于这样的无赖家伙，我只能说，你既不肯自救，又不肯去死，真的很让人为难啊！”
说到这里，郭政委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沉吟片刻，才再次开了口，“……二战之后，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集中，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：它令某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，即人能活着是正常的、理所当然的，人活着就应该是幸福的，不会因资源短缺、天真无知、性别、饥饿、疾病而夭折腐烂。
尤其是冷战之后的这些年来，某些知识分子的幻觉还要更进一步，以为所谓的温饱、安全、财富、休假，包括环境都是天赋的，如果没有享受到的话，一定是政府的错，只要上街闹一闹，就什么都有了。
而且，他们明明没有创造多少财富，却凭借道德上的话语权，打着各种看似充满真善美的光明旗号，强迫别人捐献各种东西，也不管对方的家底是否承受得住。说真的跟邪教敛财也没多少差别。
可是，事实上，这些所谓的仁慈和善良，往往却是各种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。比如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，非洲和中东的人口一直没有爆炸，并不是因为那时候的黑人和阿拉伯人不能生，而是疫病流行、婴儿夭折率太高，最高甚至能够达到三成至六成，于是把高出生率又给拉了回来。但是，二战之后，随着医疗条件的进步，还有各个国际组织的慈善医疗援助，这些地方的婴儿夭折率一下子降到了千分之几，而出生率却没有相应降低，于是人口就开始好像坐了火箭似的暴涨。建国前期的中国，也经历了这一进程。
但是，后来我们通过计划生育等很多痛苦的手段，硬是把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给压了下来。而非洲人、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却没有这么做，结果就是他们的人口继续暴涨，已经到了连战争和艾滋病都压不下来的程度。比如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患病率高达百分之四十，死亡率堪称丧心病狂，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人口每隔十年就翻一倍。中东各国明明打得战火连天，但人口却还是继续在顽强地高速增长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。
可问题是，医疗、教育、工业这三者的水平，是一定要做到协调提升，才能不出乱子的。只提高医疗水平，会产生大量产生不了红利的低素质无用人口。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，但工业滞后，则既无法运用现代农业来养活膨胀的人口，也创造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来吸收受过教育的人员，最后反而引发街头动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