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，在北直隶、山东和南直隶的一系列战事之中，满洲八旗又损失了数千之众，且一时无法补充。再接下来，随着辽东故土的整体失陷，留守关外的十多万八旗老弱妇孺，也随之灰飞烟灭。

等到北京之变爆发后，虽然关宁军并不想把事情做绝，而是让开城门，主动释放聚居于北京城内的八旗军家属离开。但在沿途地主民团的频繁袭击和明朝降军的倒戈叛乱之下，当时滞留在北直隶境内的旗人们还是死伤惨重，最后只有大约六成的旗人成功逃到了山东德州，得到了自己人的保护和救援。

于是，待到登州军发动第二次济南攻略的时候，整个大清也只剩下了三万多比较能打的满洲八旗兵，外加五万多不太能打的八旗老弱妇孺，论规模大概跟蒙古草原上的一个顶级大部落相差仿佛。不过这个迁入了中原腹地的“满洲部落”不种地也不放羊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抢劫和屠杀汉人而已。

当然，除了这三万多名八旗兵之外，皇太极的手里还有汉军旗、蒙军旗、科尔沁等东蒙古部落的盟军，以及打着大清旗帜的明朝降军、闻香教降军和地主乡勇团练等武装力量，全部加起来不下二十万之众。但除了蒙军旗和汉军旗之外，都是只可共富贵而不可共患难的墙头草，眼下已经变得非常之不可靠。

尤其是以科尔沁部落为首的东蒙古援军，在确认了大清已经尽失辽东故地，连北京也换了主人，八旗残部被困在中原进退两难之后，原本随驾驻扎在济南郊外的两万东蒙古援军，立刻扯掉了大清的旗帜，没跟皇太极打一声招呼，就果断撕毁了盟约，拔营离开，准备跳出中原的这副烂摊子，火速返回草原老家。

在北上途中，一支科尔沁骑兵甚至还在德州洗劫了八旗眷属的财物，一点都没念及多年结盟的情分。

这些蒙古人想要回家，就得穿过关宁军占据的地盘，不过既然吴襄和祖大寿这两个著名墙头草，连跟丧家之犬的女真八旗都不肯撕破脸，自然也不会跟这些一心回家的蒙古骑兵死磕。所以，在跟关宁军讨价还价一番，商定了买路钱的数额之后，这些蒙古人便顺利通过了长城关口，回到科尔沁草原上蛰伏了下来。

——虽然科尔沁部落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，或者说是背信弃义，但在环境严酷的草原上，生存规则一贯就是这般的弱肉强食。只有足够强大的霸主，才能得到众多小部落的臣服和效忠，希望得到强者庇护和分享好处。反过来说，任何强者一旦露出了颓势，接下来的命运就铁定是众叛亲离。

不管怎么说，东蒙古同盟部落的集体叛离，还是给了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廷以沉重一击。连带着汉军旗和蒙军旗也有些不稳起来，很快就出现了零星的开小差逃亡现象。其中一部分逃亡者在山东就地当了山贼土匪，另一部分逃亡者则在关宁军那边找到了新工作——满清的汉军旗之中，有不少人原本就是被俘的关宁军改编而来。同样在关宁军的编制里，也有不少蒙古骑手的岗位。

面对着这样一片人心惶惶的崩坏之局，焦头烂额的皇太极，再也没有心思跟登州军在济南死磕：八旗兵只剩了这么几万人，而且孤悬中原得不到补充。且不说登州军是块难啃的硬骨头，况且就算打赢了济南这一仗，又能怎么样？如果把最后的本钱也折损在了这里，他这个所谓的大清皇帝又还能剩下些什么？

跟任何游牧民族的蛮夷可汗一样，在眼下这种时候，皇太极也不会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。

于是，当登州军再次逼近的时候，清军很没骨气地又一次放弃了济南，仓皇向西退往运河畔的东昌府。

……

然而，当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，带着他的八旗大兵远逃千里之后，山东济南府的汉族地主缙绅，却硬着头皮为了保卫大清帝国治下的最后一座省会城市，再次与“倒行逆施”的登州军展开了殊死的厮杀……在铺天盖地的炮火轰击之下，济南府的乡勇团练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，先是在城墙上被轰死了近千人，但依然死死守着城墙的各处缺口，用灰瓶、金汁、万人敌和霰弹，打退了登州军的两次突击。

在济南城墙被炮弹砸得大面积坍塌，再也无法据守之后，这些乡勇又退入城内街坊，在巷战之中跟登州军周旋了一天一夜，利用复杂的地形，成功延缓了登州军的猛烈攻势。刚刚新官上任的第二任大清济南知府，甚至还派遣使者悄悄出城，联络附近乡下潜伏的地主团练，企图偷袭登州军的营地。

最后，忍无可忍的陈新下令火攻济南城，偏生在这时候却下了一场瓢泼秋雨，使得火攻之策失效，而守军的士气也更加高涨，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天保佑，继续在残破的街巷间顽强战斗……